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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套書與週邊
外版書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
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
[1111MA129]
作者:楊海英
譯者:吉普呼蘭
14.8*20cm 440頁 平裝
ISBN:978-986-213-786-4
CIP:625.7
978-986-213-786-4
初版日期:2017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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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NT$ 400| 會員價: NT$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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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洋刀與騎兵交織出蒙古與西藏民族的悲劇,打破不能觸及的歷史禁區。
成吉思汗的戰術是如何經過歐洲人和日本人改良後,輾轉由現代蒙古騎兵所繼承,成為一支世界最強的騎兵軍團?
滿洲國的蒙古青年如何借助日本的軍士訓練,夢想實現蒙古的復興,力求掙脫殖民者的統治,以踏上民族自決之路?
蒙古騎兵如何落入中共「以夷制夷」的陷阱,成為中國的傭兵殺害了無數西藏人。這段歷史一直是被中共掩蓋,更被蒙古人引以為恥。

得獎紀錄
2015年第十屆樫山純三大獎
2016年日本「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會」獎

名人推薦
不只是一部悲懺之書,它更是一部悼亡之書——悼亡為追求民族自決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騎兵。——唯色

日本刀揮舞下,藏人的血把白雪染成了黑色。
世界最強的騎兵軍團,卻使天罰降臨草原上。
司馬遼太郎大獎、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作家楊海英另一紀實文學力作


頭髮花白的老兵們,還是鼓起勇氣整齊地站在昔日日系教官的面前。或許他們心中認為,在經歷了如「天罰」般的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洗禮後,他們的罪孽已經被洗清了。

「在戰場上只要能巧妙地配合使用自己的力量、戰馬的勢頭以及日本刀的利刃,就能輕易取敵人首級。不能胡亂舞刀,要用巧勁。這需要與生俱來的才能」。從日本士兵學會了武士手法和掌握近代軍事戰略的蒙古騎兵,在日本戰敗後夢想著與北蒙古成為統一國家,卻因大國之間擅自簽訂的《雅爾達協議》而遭分裂。1958年,中共號召蒙古騎兵參加青藏「剿匪平叛」,無數西藏人因而遭到屠殺,煽動了兩族對立,落入中國「以夷制夷」的陷阱。文革期間,蒙古騎兵幾乎全部遭到肅清,被殺害的蒙古人超過十萬,這段歷史被他們自視為殲滅西藏人的天罰,亦意味著對民族自決權宣告了死刑。
南蒙古出身的作者,以多視角的歷史觀及實地調查的第一手資料,再現這段以「日本洋刀」和「騎兵」編織的西藏人和蒙古人的時代悲劇。

楊海英
1964年出生於南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蒙古名字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本語系後,留校任助教。1989年赴日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學)學位。文化人類學專業。現為日本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本書是作者榮獲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大獎的《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八旗文化)後,推出的又一部紀實文學全新力作。
主要著作:
《續 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岩波書店,2011)
《作為殖民地的蒙古——中國的官制國家主義與革命思想》(勉誠出版,2013)
《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間——烏蘭夫民族自決未竟之夢》(岩波書店,2013)
《蒙古和伊斯蘭式的中國》(文藝春秋.文春學藝叢書,2014)
《種族滅絕大屠殺與文化大革命——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勉誠出版,2014)
《日本陸軍與蒙古》(中央公論新社,中公新書2348,2015)

中文版序
推薦序:是悼亡之書,是悲懺之書 唯色
前言:日本人,勿忘蒙古! 楊海英
本書重要人物生平簡介

第一部 民族自決

第一章 青春豪邁習志野
1 近代日本騎兵與蒙古
2 日本的政策與蒙古人的命運
3 興安嶺的旭日
4 習志野的黎明

第二章 燃燒的興安嶺
1 大亞洲主義者的草原
2 民族的復興與亡國的行程
3 化為草原泥土的日本人

第三章 烽火滾滾科爾沁
1 民族自決的象徵:興安軍官學校
2 品嘗勝利果實的中國共產黨

第四章 馬蹄響徹天安門
1 少女們的滿洲國與準國家時代
2 陸士榮耀閃爍草原
3 最後的威風

第二部 中國的傭兵

第五章 「比歐洲中世紀更為黑暗」的西藏
1 「和平解放」導致亡國
2 各民族發起抵抗中共軍隊的武裝起義
3 與中國共生的結局

第六章 戰功照耀唐古拉
1 前哨戰
2 被平定的「叛亂」
3 眾生的劫難

第七章 血潮滾滾玉樹
1 傭兵軍營
2 騎兵的天上作戰
3 崑崙的震撼

第八章 武士橫掃崑崙
1 崇尚日本軍隊的成吉思汗後裔
2 日本洋刀割刎西藏人
3 跨馬英雄無歸路

第九章 意氣風發青海湖
1 迎接民族自決的軍隊
2 天上雪國的逃亡
3 不曾存在的「叛亂」

第十章 女神的崑崙路
1 女神度母菩薩
2 理想王國香格里拉的創痕

第十一章 悲戀玄界灘
1 天罰降臨草原
2 離別

結語:日本人,毋需自虐自大!
譯者記
參考文獻及資料

中文版序 (楊海英)

南蒙古,即內蒙古自治區,與台灣的命運極其相似。在歷史上都不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近代以來也不曾與「中華民族(即漢人)同甘苦、共患難」;兩者都曾經成為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但是同殖民者又有著複雜的關係。日本的近代化機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且完全適合於二十世紀的人類;但是中國沒有走入近代化,加上其傳統的對外擴張侵略的本性一直沒變,因此二十世紀的蒙古和台灣理所當然地要走向民族自決的道路。
蒙古人從一開始就是要利用日本的力量達到從中國獨立的目的,而台灣人也在靜靜地等待著機會。然而,女神並沒有向我們微笑,大國之間簽訂的《雅爾達協定》,使背著飯鍋的國民黨軍和穿著不合身的「二尺八」的共產黨兵,分別占領了已經近代化的福爾摩沙和草原。洗練的蒙古人和台灣人不得不迎接毫無教養的「戰勝者」,戰勝者們卻絲毫沒有往日日本殖民者的軍紀。不久,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南蒙古則自戰後二十一年之際的一九六六年起,遭受中共發動的大屠殺。兩者都是以被殖民者曾經「與日本合作」為罪名而遭到屠殺,從這一點,台灣讀者可以把事件理解成「草原上的二二八」。關於中共大屠殺蒙古人,請讀者參閱拙著《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出版社)。
不光如此,蒙古人還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充當了中共的僱傭軍,去屠殺同樣是為了抵制中國人的侵略而揭竿起義的藏人。如今,藏區和南蒙古一樣淪落為中共統治下的殖民地;中共則在最美麗的口號之下強制推行著最殘酷的殖民統治。南蒙古和藏區的命運絕不是隔岸之火,台灣在思索自己的將來的同時,離不開蒙古人和藏人的民族自決運動。全世界的殖民地也許在上個世紀的六○年代得以解放,但是蒙古和藏區,以及台灣的民族自決運動還在進行中。

推薦序,節錄 (唯色)
是悼亡之書,是悲懺之書——
日本洋刀下,藏人的鮮血「將白雪染成了黑色⋯⋯」



二○一四年夏天,我們驅車南蒙古全境萬餘公里,幾十個旗與盟都有停駐。對於我來說,蒙古這個集合了非同一般的名詞與形容詞的偉大存在,更加具象。之前去過幾個地方,如額濟納旗、阿拉善旗、鄂爾多斯,都是匆匆而過。王力雄早在二十多年前去過南蒙古不少地方,就生態惡化狀況寫過:「那些地方當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區,都是那種一個腳印裡就有上百種生物的生態。然而現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禿禿的山坡,露著大大小小的石頭,到處是沙丘,幾腳踩下去不一定踩得著一根草。再往內地走,到了人類活動比較頻繁的地區,原來也一樣是遊牧蒙古人的地盤,現在全被農耕者占據,牧人早就擠得一個不剩,都遷移到邊境地區去了。」
我們動身前,收到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蒙古人學者楊海英先生的著作《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中譯電子版,旅途中用朗讀軟體在車上播放。經過今被命名為「興安盟」一帶,目睹車窗外被移民開墾多年的大片玉米地,那是已然被改變的蒙古草原,聽著電子男聲機械地朗讀著蒙古民族幾十年的悲慘史,尤以文革時代遭致慘絕人寰的民族清洗,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中共聲稱的以「主張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為主的「民族政策」在南蒙古取得的經驗,一是移民;二是鎮壓原住民,與所有殖民者幹的沒有兩樣。
我還帶了一本紙質書,是德國歷史學家約西莫・布克漢森(Joachim Barkhausen)的《蒼狼帝國: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格局的形成》。有關成吉思汗的一段描述如同對某個緣起的揭示:「截至波斯戰爭結束之日,成吉思汗的人生在我們眼中都是極其清晰的。即使亞細亞人常喜歡故意將神話與象徵性的故事加諸於那些英雄人物的身上,但成吉思汗偉大而質樸的本來面目都絲毫不會被更動。然而,他人生的最後一段卻蓋上了一層模糊不清的暗幕。奇怪的是,當他的生活越迫近亞細亞的核心,即神祕的青藏高原,這個黑幕也越形厚重了。佛教與喇嘛教3以其傳說的暈影,掩蓋了他最後幾年的生活。西藏的宗教還終將有一天成了他的帝國——最實質的和最具體的帝國——的真正戰勝者。」
記得在呼和浩特的蒙古餐館,喝著添加了奶皮、奶油、炒米和幾塊乾肉的奶茶,很合我這個藏人的胃口。望著高掛牆上的成吉思汗畫像,我說起數百年來圖伯特各教派喇嘛及諸部族領袖攀附外族、借力壯勢卻又遺下後患的漫長歷史,如薩迦派五祖之一八思巴壓寶蒙古皇帝忽必烈;噶舉派二世噶瑪巴壓寶蒙古可汗蒙哥;噶舉派五世噶瑪巴壓寶中國明永樂皇帝;格魯派四世達賴喇嘛則是成吉思汗的後人轉世。以及五世達賴喇嘛去北京見滿清順治皇帝,六世班禪喇嘛去北京見滿清乾隆皇帝等等。
拉薩的大昭寺這個夾雜了漢語與蒙語的稱呼,也是得名於呼和浩特的大召寺。當然有藏語稱呼,即覺康或祖拉康,意為釋迦牟尼佛殿。藏語的默朗欽莫,即藏曆新年的祈願大法會,又稱「傳昭法會」,而「昭」或「召」,據呼和浩特大召寺門口的碑文介紹,是大廟的意思。大召寺內的中國遊客比磕頭的信眾多,女導遊身穿類似舞台表演裝束的那種蒙古服裝,用普通話介紹說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寺院在文革中成了倉庫和軍營,所以就保護住了。其實留下的應該只是空空蕩蕩的外殼,彼時連蒙古人視為神聖至尊的成吉思汗廟都被夷為平地。我與一位五十多歲的僧人交談,他說全寺今有僧侶七十多人,五十多人會說蒙語,近二十人已不會蒙語。而在滿都拉這個人煙稀少的邊境小鎮,一座寺院的遺址上有新的白塔和經幡,問當地蒙古人,說當年寺院大得多,僧人七八十,文革時被砸,現在開始重建,去年請了拉薩的喇嘛來賜福。



旅行中經過阿拉善左旗,我特意去朝拜了城外山谷裡富麗堂皇的廣宗寺,又稱南寺,藏語名為「噶旦丹吉林」,與兩百多年前流亡至此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有殊勝因緣,不但依循他的願望而建,並築塔供奉他的法體。六世祕傳中也有同樣敘述,我相信是真的。
在空寂的寺院見到兩位高齡僧人,告知六世尊者靈塔於文革初期,被以漢人為主的紅衛兵、積極分子所砸。尊者法體自塔中扔出,戴上高帽批鬥,強迫僧侶焚燒,但骨灰被一位僧人偷偷藏入裝麵粉的櫃子,直到八○年代重建寺院時才敢拿出,供奉於新修的塔中。老僧還說文革前有四、五百位僧人,文革時都被驅趕,返回草原當牧民,成家、生兒女。現在只有二十多個僧人,也都成家,平時忙碌世俗營生,有佛事時集聚寺院。但寺院已成旅遊景點,門票八十元,寺院分得一點五元,其餘都歸公司和政府,「我們沒辦法。」老僧歎道。
得知我是藏人,老僧立刻說你們藏族不喜歡我們蒙族;我否認,說我們兩個民族因緣深厚,信仰相同,生活方式相似,老僧打斷我的話說我們蒙古騎兵去你們藏地「平叛」,殺了很多藏人,你不知道嗎?還說去年同寺僧人去拉薩朝佛,一聽是蒙古族,藏族的態度就不好了。蒙古騎兵進藏「平叛」的往事我大概有聽說,但不清楚細節,也就未上心。老僧的話讓我驚訝。之後留意到楊海英先生在《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中,提到文革時遭大肅清的內蒙古騎兵師,在上個世紀五○年代末、六○年代初曾「入藏參與鎮壓」。
楊海英先生介紹內蒙古騎兵師是由「日治時代接受現代教育,被稱為『挎日本洋刀』的蒙古人將校為中心組建的蒙古人自己的軍隊」,五個師,驍勇善戰,文武雙全,上個世紀四○年代中期被收編為中共軍隊。參加過東北內戰、朝鮮戰爭等,尤其在遼瀋戰役中,「內蒙古鐵騎發揮了很大的威力」。一九五八年,內蒙古騎兵第五師第十三、十四團共三千二百名騎兵,接到中共下達的參加青藏「剿匪平叛」的任務。儘管蒙古人任職中共最高官員的烏蘭夫在中共內部討論時表示「對少數民族打仗是下策」,不同意對少數民族用兵,「但終究未能拂逆一言九鼎的毛澤東⋯⋯身不由己地陷入中國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統治策略的『以夷制夷』之陷阱」。「聽從蘭州軍區的指揮」的兩個騎兵團於一九六二年從藏區撤回,中共官方稱5:「兩個團分別被授予『戰功偉績』錦旗,受到朱德委員長的接見。」文革爆發後,騎五師被解除武裝,取消番制,二百八十六人被打成「內人黨」,慘遭迫害,內蒙古騎兵師團的歷史就此謝幕,「蒙古人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軍隊」。
那麼,蒙古騎兵是如何「入藏參與鎮壓」藏人起義的?在《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中未有更多著墨的楊海英先生,就此另外寫了一部日文專著——《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 モンゴル騎兵の現代史)。他在給我的郵件中說:「一段重重的歷史,總得有個記錄。」而這部專著是他特別看重並下了很大工夫的。他說:「我作為蒙古人,基於必須對藏人道歉的心理,背著沉重的民族的懺悔而寫。我只不過替一代老兵而寫。他們本來要民族自決,卻成了僱傭兵。」



最早由蒙古人闢為帝國之都的北京,如今另有一別稱,叫霾都。即霧霾之帝都。我正是在毒氣般的昏暗日子裡,讀完了楊海英先生發來的《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中譯電子版。期間有幾次因事出門,我將書稿存入手機,一路上透過耳機傾聽朗讀軟體毫無感情地讀著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屠戮,又因霧霾遮蔽了周遭世界,反而彷彿再現幾十年前家園被毀的悲慘景象,我只覺心痛難忍。
而且,男女老少,老弱婦孺,與一座座寺院和帳篷,與一群群牛羊等家畜,被聲稱要將西藏人民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救出來的「解放者」駕機轟炸、開槍射擊、揮刀砍殺,正如書中所寫:「當時中國以『解放』為名,擺出一副寬容的占領軍的姿態,但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當西藏人為了反擊中國的侵略而開始在各地進行武裝起義時,中國卻毫不留情地對西藏人民進行了大虐殺和鎮壓。」而其中,「將西藏人民的抵抗逼至絕境的人民解放軍部隊中,有一支蒙古騎兵部隊。」

書中有多處這樣的記錄:

戰鬥的方法很簡單。中國空軍首先實施空襲。投下大量的炸彈,造成藏人的混亂,步兵趁此時機用機關槍向混亂的人群掃射。九死一生果斷突破步兵包圍圈的人們,迎接他們的則是握著日本洋刀的蒙古騎兵。

蒙古人騎兵猶如狼一般,揮舞著日本洋刀衝進了陷入混亂四散而逃的畜牧民中。
「解放西藏同胞!」
他們吶喊著。日落時,「叛匪集團」的一半以上被殺害。

他們在名叫達木沁灘的地方,發現了藏人「叛匪」大集團。對西藏牧民來說,最為不幸的是帶著家畜群一起行動和追捕者是蒙古人。這是雙重的不幸。蒙古人在看到家畜群的足跡的瞬間就能判斷其規模,因為對方是和自己過著同樣生活的人。清晨,他們看準西藏牧民還未從沉睡中醒來的時間進行襲擊。一旦進入敵營,日本洋刀會使對方立刻鮮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間被牧民的屍體淹沒。
尼瑪仁欽證言道:「我們俘虜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給了後來的支那人步兵部隊。但是,幾天後聽說他們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殺了。支那兵雖然非常不擅長戰鬥,卻極其喜好毫無必要的殺戮」。
我在給楊海英先生的郵件中寫道:「讀你的這本書,讀得我很難過⋯⋯我想說的是,讀到藏人被像殺老鼠一樣殺死的時候,太難過了。就像今天的IS斬人首級那樣可怕⋯⋯」楊海英先生回覆:「悲慘,但這是事實。把發生的一切告訴世人。世人會說『我們不知道』。其實,你們知道。」



但藏人自己知道嗎?或者說,有多少藏人知道呢?我接著重又閱讀了兩本書,是兩位藏人關於同一時期求生與反抗的記錄。由藏文譯為中文的《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6,作者是如今居住西寧的納倉・怒羅先生,回憶了在一九五八毀滅之年,目睹父親及無數族人喪生於「毛主席的軍隊」手中,寺院盡遭破壞,村落盡遭塗炭,十歲的他也被關進地牢,險些餓死。而他的敘述中,帶來「世時翻轉」的,如書中所寫:「舉凡漢軍所到之處,所有村落寺院被毀的情形是一樣的⋯⋯不管是因為反抗漢軍還是漢軍進攻滅殺,這種馬死人亡的災難降臨在他們的身上,如今是橫屍荒野無人收,任烏鴉鳥雀啄食」,提到騎兵,也是以「漢軍」、「漢兵」代之,大概並不知道他們很有可能是被派來「剿匪平叛」的蒙古騎兵。
另一本以中文寫作的《血祭雪域》是集諸多倖存者的口述與史料的鴻篇巨著。作者跋熱・達瓦才仁生長在已經插滿紅旗的藏地,青年時翻越雪山投奔尊者達賴喇嘛,成為新一代流亡者,現在台灣為流亡西藏工作。此書是他在一九九○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難民定居點所做的翔實記錄。他的家鄉結古多(今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市)正是當年蒙古騎兵「剿匪平叛」戰功赫赫之地。但在五百多頁書中,我只找到這樣一段相關記述:

有一支蘭州軍區的軍隊,即所謂的西寧騎兵,約六百餘人,佩著長馬刀——就像電影中的日本軍官指揮刀,皮馬鞍上的皮袋子裡裝著子彈,還配備有轉盤機槍和槍枝卡殼時替換的槍管等,都馱在馬上。總之,裝備精良。這些騎兵從囊謙二十五族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一般情況下中軍都是這些騎兵打前鋒,三千餘步兵和馱著大炮的騾子等在後面跟進,並兵分成幾路尾追藏軍。

所謂「中軍」,即中國軍隊。但是作者並沒有清楚地指明,那些打前鋒的應該就是蒙古騎兵,雖然他們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

有一位倖存者談到過蒙古騎兵,是在前不久於台灣出版的《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8 中。此書由旅居以色列的漢人作家唐丹鴻與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合作,在流亡西藏的難民定居點訪談十一位流亡老人而輯成。原籍為安多果洛的老婦人卓洛回憶一九五八年跟隨部落逃亡,遭遇中共軍隊追殺:「有一次⋯⋯我們被十多個解放軍發現了。這些解放軍是蒙古人,蒙古軍人穿的是蒙古服。蒙古解放軍比漢人解放軍兇猛很多,他們追了上來。我丈夫和另外兩個人一塊兒前去阻擋,一直打到下午。那兩個同伴,有一個的大拇指被打掉了,另一個被打死了。」但老人的記憶可能有誤,蒙古騎兵應該不會穿蒙古服「剿匪平叛」,如楊海英先生在書中寫道:「蒙古人是與生俱來的優秀戰士,又經歷了日本軍式一流近代化的訓練。在這樣的騎兵面前,沒有任何軍事經驗的藏人猶如待宰的羔羊一般。」這是對其中一次戰鬥的描述:

遭到機關槍的掃射,藏人馬隊停止前進,陣形被打亂了。此時,紋絲不亂的騎兵分隊組成方陣衝入敵陣。拔刀出鞘的尖聲和馬鐙踢踏馬腹的鈍聲交織在一起,白刃在陽光下閃爍。



當今中國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是遼寧省作協副主席,他的父親曾是蒙古騎兵一員,上個世紀五○年代末「被清洗出軍界」。不過這位作家倒是帶著褒獎的口吻在文章中寫道9:「內蒙古騎兵在結束四○年代末的戰事後,六○年代初期去另一個少數民族區域青海,成功地剿滅了那裡的戰亂。」請注意,他說的是「成功地剿滅了那裡的戰亂」,沒有半點反思和曾經為虎作倀的罪疚感。
楊海英先生的父親也曾是騎兵第五師的士兵,「因『出身剝削階級』,在一九五七年末遭到『掃除』,回到了家鄉,因此,並沒有參加一九五八年的西藏遠征」。楊海英先生與父親有這樣的交心:

「沒能夠去西藏打仗您覺得怎麼樣?」我曾多次這樣問過父親。父親是「剝削階級出身」,在「整理部隊的精神狀態的運動」中,被除隊回到了家鄉。
「我無法忍受殺害同為少數民族的西藏人。然而,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如果沒有被除隊,我應該也會去完成任務吧」。父親每次都是同樣的答案。大多數騎兵或許也是這樣的心情吧。

「我們追剿俘虜了藏人後,才發現藏人和蒙古人一樣過著遊牧生活,無論身上的氣息還是裝扮幾乎完全一樣。說實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們到底在和誰作戰。後來,我的親戚在一九九○年代到青海省參拜寺廟時,受到了指責:『你們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確實,我們犯下了罪行。」朋斯克懺悔地回憶道。

當戰死兩百人的蒙古騎兵班師回朝,迎接他們的雖然先有鮮花、錦旗和軍功章,但不久就被全體解除武裝,卸甲歸田,至文革爆發則遭大肅清,與成千上萬的族人經受滅頂之災。以至於「許多蒙古人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對其實施的大屠殺理解為『因果報應的天罰』。蒙古人反省,『蒙古人和西藏人本是如一家人般的關係,但蒙古騎兵卻在一九五九年為了中國共產黨而屠殺了藏人。所以遭受了天罰』」。也就是說,本是蒙古民族精英人物、天之驕子的蒙古騎兵,最終的角色卻是充當害他亦自害的悲劇傭兵。

楊海英先生以真正的勇氣和良知,「基於必須對藏人道歉的心理,背著沉重的民族的懺悔而寫」的是一部悲懺之書——悲懺三千多蒙古騎兵被當成傭兵來殺戮「和蒙古草原的遊牧民過著同樣的生活,同樣信奉藏傳佛教的人們」。二○一○年十二月的某天,他在西寧探訪了一戶玉樹藏人家庭,希望「聽一聽被鎮壓的一方藏人的說法」,這段描述讓我動容:

欽彥回憶道:「老人們說,最初只有中國人步兵打進來占領村子,但無法完全制服藏人,所以叫來了蒙古人。蒙古騎兵到達後,首先殲滅了以曲瑪萊縣的巴干寺為據點的藏人起義軍。那座寺院也在戰火中被破壞了」。
在此次巴干寺的戰鬥中,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央瑪珍措一家只剩下兄妹倆,其餘家人全部遭到殺害。作為蒙古人的我,與蒙古騎兵的受害者這樣面對面的接觸還是第一次。央瑪珍措用西藏風味的奶茶招待了我。她的哥哥達瓦策仁也靜靜地坐著。我做筆記的手發抖著,沒有勇氣直視兄妹倆的眼睛。在他們面前,毫無疑問,我屬於加害者。

內文摘錄
第一章 青春豪邁習志野
(一)近代日本騎兵與蒙古

小標:源自日本的歐亞近代騎兵
二○一三年六月九日,我從東京品川車站乘電車前往千葉縣津田沼站。前夜下了一場大雨,頂著悶熱,我從津田沼站換乘了新京成巴士,目的地是自衛隊前車站。
我原本想瞭望藍天下無邊無際的習志野,但是被近代建築物所淹沒的習志野早已看不到往昔的面容了。我找到了位於東邦大學藥學部內刻有「騎兵第十三聯隊發祥之地」的一座石碑,靜靜地、長久地凝望著它。爾後,從學校正門走出來到旁邊的日本大學生產工學部,瞻仰寫有「騎兵第十四聯隊發祥之地」的石碑(照片一,二)。
在「騎兵第十三聯隊發祥之地」石碑旁邊並立著的,是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文學碑。這是因為司馬文學最高傑作之一的《坂上之雲》(坂の上の雲),其主人公秋山好古被尊為「日本騎兵之父」。
離開這兩座「騎兵發祥之地」碑,我來到了附近的八幡公園。八幡公園曾是騎兵第一旅司令部的所在地。公園內矗立著「軍馬忠魂塔」、「軍馬之碑」和「馬頭觀世音」等紀念碑。聽著公園裡到處響起的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我開始想像往昔響徹習志野的軍馬的嘶鳴。
至今仍駐紮著自衛隊的習志野台地,自古就是飼養軍馬的牧場。古時候的此地下總國有很多被稱為「牧」的地方。例如,比較著名的有高津馬牧、大結馬牧和中州馬牧等。江戶幕府的軍馬也在這裡牧放飼養,當時這裡被稱為下野牧或小金牧。
提起騎兵,人們自然會聯想到遊牧民族的戰士。但是,歐亞近代騎兵實際上並不是發源於遊牧民族蒙古,而是源於日本。我認為,東邦大學和日本大學內的兩座「日本騎兵聯隊發祥地」石碑,應被稱為「歐亞近代騎兵發祥地」石碑,載入世界史。我之所以這樣考慮,是有歷史原因的。
曾任滿洲國國軍顧問的騎兵少佐佐久間良三的研究表明,明治維新後日本創建皇軍時,陸軍借鑒了法國,海軍則借鑒了英國的模式。天皇親率的御親兵裡誕生的兩支騎兵小隊,當時也是由法國的教師指導操練的。對於其後,八幡公園的紀念碑則有如下記載:「於一八七六(明治九)年,明治天皇駕臨大和田原,御覽了近衛兵舉行的演習。被篠原國幹少將的指揮風采所深深打動,於是,天皇下令所有騎兵要『向篠原學習』。爾後,下總國歷史悠久的牧場之一,便成為了習志野」。日語中,「習志野」與「向篠原學習」發音近似。
秋山好古大尉於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赴法國,並在那裡學習了近代騎兵戰術。這時,日本陸軍的學習模範已從法國模式轉變為德國模式。「日本騎兵之父」秋山好古所學的是法國騎兵操典。《坂上之雲》中生動地表現了秋山好古當時的煩惱,即如何將德國的精粹導入到法國騎兵戰術之中。因此,讀者對此或許並不陌生。
日本近代騎兵在最大限度的發揮騎兵機動性的基礎上,配備了機槍隊和炮兵隊,最初於一八九四年的日清戰爭中初露鋒芒,爾後從一九○四年開始參加日俄戰爭,極大地發揮了其威力。一九一七年蘇聯成立,為了阻止社會主義思想的東遷,騎兵第十二、七師作為出兵西伯利亞的一環於一九一八年奔赴滿洲,進入了蒙古草原。
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爆發,次年滿洲國成立(參照頁二地圖和地圖一)。在滿蒙(即滿洲)和南蒙古的東部被納入日本勢力範圍的過程中,日本騎兵各聯隊也相繼分布於滿洲草原各地。《日本騎兵史》(下)認為,一九三九年夏在諾門罕草原,日軍與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聯合軍的對峙,使「皇軍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困難」。認為「在蘇聯統治下的敵人外蒙軍擁有近代化裝備,以空中和地面聯合的坦克、重炮等機械化部隊為主,完全處於優勢」。面對強大的蒙古敵軍,日軍一敗塗地。佐久間良三少佐悔恨地寫下了這段歷史:

皇軍騎兵從大正年代開始臥薪嘗膽,刻苦努力,其實力大幅提高,堪稱一支精銳部隊,這既非誇張,亦非自賣自誇。然其對手是落伍於時代的支那軍。而面對現代化裝備的歐美各國軍隊時,以皇軍騎兵原來的編制和裝備,能否發揮同樣強大的戰鬥力,我們對此一直存有懷疑。諾門罕戰爭證明了這種懷疑是有確鑿根據的。

在近代化怒濤中成立的、令人驕傲的騎兵在遭遇初次戰敗後,日本騎兵的培養方針不得不做出巨大的改變。具體做法是,比以往更加注重培養當地的蒙古人士兵和將領。

小標:騎兵起源於蒙古
關於騎兵的特徵,在《騎兵操典》中有如下描述:「騎兵需鋼膽敏銳、富有耐力、身體強健,精通武術尤其馬術。一聲令下,英勇無比,不顧敵人多寡,無論地形難易,踴躍奮進,擊破敵人」。
如此英勇的騎兵,乃源自蒙古。原滿洲國騎兵少佐佐久間良三指出:「我們騎兵的乘馬襲擊的戰法習於歐洲,但並非歐洲的創造,而是歐洲學習了成吉思汗常用的戰術」。
近代日本,未從其近鄰蒙古而是經由歐洲,學習並引入了歐洲當地兼用重武器的騎兵戰術,並加以改良(照片三)。日本的近代騎兵是以歐洲為媒介與蒙古相連接的。雖說日本是經由歐洲間接地學習了蒙古的騎兵戰術,但在近代戰爭中,事實上自始日本騎兵便和蒙古男兒並肩作戰。日俄戰爭時期,在滿洲荒野上,日本騎兵向密什欽柯的大騎兵團揮舞軍刀拚殺之際,前鋒長沼挺身隊裡(即有蒙古人的馬隊)一同戰鬥。馬隊隊長為巴布扎布將軍(一八七五—一九一六)。
蒙古人巴布扎布為何會與新生的明治日本採取共同行動呢?究其背後的原因,是因為俄羅斯和中國人的侵略。巴布扎布出生於南蒙古卓索圖盟土默特左翼旗(現遼寧省阜新市)(參考地圖二)。在蒙古固有領土中,此地最早遭到中國農民的侵入,中國人(即漢人)的大規模移民始於十九世紀末。中國人「猶如蝗蟲般衝破萬里長城」,闖入草原,犁開大地,開拓農田。然而,蒙古草原的年降水量不足一百五十毫米,屬於乾旱地帶,一旦被開墾便立即導致沙漠化。由於草原的環境遭到破壞,蒙古人的生活也被徹底顛覆。
另一個原因是經西伯利亞南下而來的俄羅斯。俄羅斯自一八九七年開始鋪設東清鐵路,並沿路配備大量軍隊用以壓制蒙古人的自治。衰弱的清朝試圖利用日本這一新勢力來阻止俄羅斯的南下。而在蒙古人看來,清政府是在利用中國人和俄羅斯人壓榨蒙古。甲午戰爭以後,俄羅斯支持清政府,因此蒙古人認識到,只有日本才能阻止中國人和俄羅斯人。正如美國「行走的歷史學家」、 蔣介石的私人顧問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一九○○—八九)所指出:「在日俄戰爭中,強力支援日本的是被中國人逐出草原的蒙古人」。
拉鐵摩爾根據一九三○年代的南蒙古和日本的關係進而還指出:「富有行動力的蒙古人的積極呼籲,促使了日本大陸政策的誕生」。蒙古人充分利用近代日本的力量,試圖阻止中國人的侵略,實現從中華民國的獨立。
日俄戰爭後,巴布扎布將軍於一九一二年率軍趕往庫倫(即現在的烏蘭巴托)。他與從清朝統治下獨立的蒙古博克多汗政權聯合,表達忠誠,竭盡全力予以支持。這是那個時代眾多蒙古英傑所選擇的道路。博克多汗政權為解放南蒙古同胞,於一九一三年派遣五路軍隊南下,巴布扎布將軍擔任了東南方面軍的指揮官。因與中華民國作戰功勳顯赫,他被封為世襲鎮國公。此後,巴布扎布將軍在日本有志之士的支援下,繼續與中國軍閥戰鬥,不幸的是,一九一六年,戰亡於昭烏達盟巴林草原。即使如此,巴布扎布將軍的兒子們以及眾多蒙古青年,繼續與日本壯士一起,為實現從中國獨立而英勇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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