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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 |
我的人類學田野筆記
[1111MA130]
作者:梁瑜
14.5*20cm 208頁 平裝
ISBN:978-986-213-790-1
CIP:541.3
978-986-213-790-1
初版日期:2017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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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他者原來是看見自己的最好途徑,這本書領著我們經由日常生活,成為(世界)文化公民。——王舒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穿行田野,我是誰?
跨越偏見地圖,他是誰?
一個台灣原住民女孩的中國人類學壯遊。


「旅行是終究會離開的到訪,生活不是;田野則像一場很長的旅行,但必須以生活體驗。」
「我學習人類學家帶著一些預設和想像進入陌生的地方,而實際狀況往往與想像不完全吻合,甚至更多是全盤推翻,只能重新來過,而重啟的過程中,唯有將自己縮得很小很小 ,才有可能獲得更大的空間——學習和獲得知識的空間。」

在台灣她是原住民,在中國她是「台胞」,在新疆、甘肅她是「北京人」⋯⋯
一個女孩在中國的三年之旅,順應「人類學研究生」身份,以田野調查的心態度過在這裡的每一天,通過日常生活體驗,試圖做個「當地人」,然而當外來者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好不容易建立的認知,以及攜帶在身上作為台灣人的固有思考,卻往往又是處處碰壁的「偏見地圖」。
「北京來的」研究生?或是「台灣姑娘」?得到的會是兩種不一樣的對待眼光和互動模式,那麼,我究竟是誰?作者藉人類學的研究面向,透過語言、飲食、時間、移動、家鄉以及差異,觀察田野上的自己以及遭逢的種種窘境、衝突,不僅印證、反思所學,更是一次拋開書本、知識之外的壯遊。

作者以「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如果有,喝兩碗。」一文,獲2016年網路平台「芭樂人類學」舉辦「第一屆芭樂籽大賞」首獎「金芭樂」。該文引起廣大的轉貼,以及網友熱烈迴響,「作為一個新疆人,我被你真誠的記述所感动,能這般白描新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可見你人類學者的素質。謝謝你做的事情,希望你從中找到快樂。新疆需要這样的記述。」「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堆疊出奶茶的重要和所佔的文化份量,無論是閱讀或想像都是令人神往的體驗。真想來一碗奶茶。」「看完我也想去田野。」

梁瑜
台灣大學政治系、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高雄茂林的魯凱族,母親為漢人。在新疆做過研究之後發展出對文化複合地帶的興趣,覺得混雜就是美。把自己當作接收異文化的媒介,也把自己看作他者來觀察。以「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如果有,喝兩碗」一文,獲2016年台灣社群網站「芭樂人類學」第一屆芭樂籽大賞首獎「金芭樂」。

忘了我是誰吧
  「聽你說話,台灣來的吧?」
  「台灣人到底咋想的?」
  「你說,咱們中國真適合民主嗎?」

大陸尋奇和流星花園
  「哇,他們說話真的跟大陸尋奇一模一樣!」
  「哎呀,好像在看台灣偶像劇!」

吃啥?怎麼吃?這是個問題
  「這是啥?」
  「那是啥做的?」
  「就⋯⋯可樂啊!」

北京時間 新疆生活
  「有的時候好像看得見自己仿若一隻轉個不停的陀螺,
   置身於一個充滿樹獺的世界,
  但⋯⋯你覺得他們慢那是因為你快。」

遠行的意義
  「他們不願意要我的車費,留下了電話讓我回北京以前通知他們一聲。
  『有知識好啊,到哪裡都不害怕』,
   小哥關上車門後、靠在車窗上樂呵呵的這麼對我說。」


家鄉是因為離去而設
  「覺得所踩的這塊土地是屬於自己、
  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情也都關乎自己,
  這好像才是所謂故鄉真正的含義。」

月亮隱蔽的一面
  「你看你千里迢迢從台灣來,
  從台灣那一半面的月亮摔下來,摔到北京來,
  你想看見的究竟是什麼?」

後記 人類學的成年禮

遠行的意義

「他們不願意要我的車費,留下了電話讓我回北京以前通知他們一聲。
『有知識好啊,到哪裡都不害怕』,
小哥關上車門後、靠在車窗上樂呵呵的這麼對我說。」




2015年夏天我出發去新疆,同年寒假已去過一次預調查,這次是單獨前往,正式展開田野調查。我心想,田野這麼長,要花的錢還有很多,不如就先在旅程上省一點吧!於是打算買火車票。接著又想,既然硬臥也是半躺不坐的卡在床鋪裡,那乾脆再省一點,坐硬座吧?反正都是坐,差不到哪裡。
誰知道等上了車,發現車廂內部設置全然出乎意料——我原先以為硬座的車廂與座椅就像台灣火車的自強號那樣——是兩排「對望式」的三個座椅,中間沒有扶手,椅背豎直無法調整,座位之間空間狹窄,儼然不是個能夠舒適度過30多個小時的環境。事已至此,我也無從抗拒,找到位子(幸好是靠走道)就先坐下,打算趁始發站人還不多,趕快入睡。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潮使得睡一覺這件事情變得無比困難,因為一等座位都坐滿以後,更多持「無座票」的乘客會想方設法擠上車,佔據每一寸他們看得見的空間,例如,我的腳邊。在發現小腿成了某位陌生大爺的靠墊之下,我根本無法入睡,只得拿書出來看。漫長又不適使我喪失與旁人互動的興致,恨不能化成一座巨大的鐘錶,飛速撥轉自己的秒針與時針,轉瞬間到達目的地。這當然不可能,所以到了西安站後,我試圖與鄰座帶著小孩的阿姨聊天以打發時間。
阿姨在太原上車,因為只搶到一張坐票,所以帶著一張小板凳和小女兒交換著坐。小女孩就坐在我身邊,唏哩呼嚕吃著泡麵。阿姨說,小女孩放暑假了,她打算帶她去新疆參加旅行團,一路從烏魯木齊玩到喀什。我看了看小女孩身上還穿著制服,阿姨連忙解釋,因為學校補課的關係,昨天才從學校把孩子接回來,一刻不停的趕著上車,去新疆光坐火車就得兩天,不趕一點會來不及與旅行團會合。我說,這樣好累的,況且車上也不好休息。阿姨靦腆的笑一笑,伸手擦擦小女孩嘴角的泡麵殘渣,說,團費也不便宜呢,坐火車省一點好,何況要讓她見見世面,火車走這麼長時間,外頭可好看了。
阿姨希望透過穿越漫長距離賦予女兒一些新的知識,開闊眼界,正呼應了俗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人類共同的想像中,跨越遙遠距離的行為本身就已然是項壯舉,實踐跨越就是一種珍貴的經驗,特別是以人力(例如單車、馬拉松)征服廣大地理環境所象徵的能動性。在許多文化中,征服空間與距離的過程一向充滿達神聖感,人類本著終極目標克服肉體所帶來的限制與阻礙,例如朝聖和遶境等行為,目的就是透過肉體的苦行以獲得至高的精神。
於我而言,這趟漫長的火車車程,除了起初的「省錢」目的,更重要的是拉長抵達田野的時間與距離。我不確定其他人如何,至少在我的每次經驗中,「進入田野」都是一段如同陣痛期的艱難過程。在出發之前,我總是必經少則幾天多則一兩週的嚴重焦慮。物質上的準備再簡單不過,除了最基本的需求,其餘在田野中都不怎麼講究;最擔心的還是即將在面前展開的那片未知,即便有一些領頭人帶你進入田野,但報導對象與大量資訊、知識仍然在這片未知底下,唯一解方只有徒手耐心挖掘。這樣的焦慮就好比赴一場沒有考古題的考試,即便如何費心準備、極力猜題,成敗端看進入考場、打開試卷的那一瞬間。
飛機這種快速、毫無鋪陳進入某地的方式,對懼怕進入田野的我無非一種凌遲,無疑加深我的焦慮。在進入田野這件事情上,我完全不想感謝科技所帶來的便捷,只希望過程被延伸得越長越好。我情願在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旅行中,體會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移動。同樣的地理距離,在不同移動方式之下,有著截然不同的心情。
所以,儘管有了不好的乘坐經驗,受到緩慢出行、減低焦慮的誘惑,再次前往新疆,還是選擇了火車。這次我一路從北京躺到烏魯木齊了。儘管每次下了車不免雙腿浮腫、蓬頭垢面、飢腸轆轆——火車上若進食必然會有如廁的需求,而與其餓肚子,我更懶得以跳棋般的方式穿越擁擠在車道走廊的人們——我還是挺享受長時段的交通過程。
我像是背負著某種使命的朝聖者、旅行家,重複著這樣的移動時,內心總會升起一股揮之不去的神聖感。近代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已不再像以前那般充滿濃厚的獵奇色彩,針對研究者自身文化的、都市的、密集人口區域的,甚至鄰近研究者日常生活圈的研究旨趣,都隨著人類學與其他學科跨領域的合作及應用,變得越加尋常。年輕一代的人類學學生,似乎更偏愛這種透過地理意義及身體感知上的「遠離」認識何謂田野,如我經由漫長的火車旅行賦予「出發」和「遠方」意義。



在探尋田野的過程中,我曾去過四川省綿陽市平武縣的白馬寨,當地人是劃歸為藏族的白馬人,歷史上整座山頭有二十多個寨子,從山腳一直延伸到大熊貓出沒的深山裡面去。正值當地旅遊觀光產業建設中後期,公路兩邊插滿招攬遊客的旗子,由承包開發、建設與營運觀光產業公司所主導的工程熱鬧地在各個寨子展開,村子入口則立著極具異族風情的木雕拱門,牆面繪有似是而非的圖騰,以象徵白馬文化。
有一天晚上,我從山上的寨子做完訪談,想回到山腳的住處,與我同行的朋友不打算下山,我得自己想辦法才行。於是在路邊招手攔了一輛載貨小客車,我知道這樣的客車都會願意捎人下山,只要付個幾十塊錢權當報酬,寨子與寨子之間人們往來甚密,我大膽的猜想安全應也無虞。開車的兩位小哥讓我上車,順著下山的路,我們也隨意地聊起天來,他們問我從哪裡來,到這裡做什麼?我熟練地回答:「我是台灣人,在北京讀研究生,來你們這兒做些社會調查,學術研究用的。」握著方向盤的小哥一聽,激動的拍了喇叭,「你是台灣人啊!好!還沒見過台灣人哪!」想來也並不奇怪,白馬雖也屬於旅遊觀光景點,但地處偏僻,部分坐落於山中的村寨接觸到台灣旅遊團的機會也就更少了。或許是對於台灣人身分的推崇與新奇,兩位小哥對我的所有疑問知無不言,等同平白賺到一小段訪談資料;他們也積極的分享所有地方上的瑣碎小事,一趟車程下來,我連他們小學老師姓誰名誰、班上同學多少人上了大學這樣的資訊都獲得了。最後下車時,他們不願意要我的車費,留下了電話,讓我回北京以前通知他們一聲。「有知識好啊,到哪裡都不害怕」,小哥關上車門,靠在車窗上樂呵呵的這麼對我說。
換成習慣於跨國旅行的商務人士,四川與台灣即便不是彈指間的距離,也算可輕鬆可跨越;然而對於生長於斯的白馬小哥而言,半夜在山道上載到一位台灣女學生的機率,大概遠遠小於零。心理距離遠比地理距離難以超越。他們對我的熱情或許源自未知的遠方突然成為現實的獵奇感,而我對他們,又何嘗不是呢?我判斷空間與距離的量尺與他們不同,在前往田野以前做的所有預備,都是為了能夠測量這個地方之於我的距離,這個距離指的不是地理,還有心理,包括文化上的。
心理的距離感在很多時候會直接化成具體的距離感,而恰恰是藉著身體的移動,讓身處其中的人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這麼近」,想來這句濫俗的廣告台詞並不是沒有道理。由於不清楚來者的背景,難以想像對方到達我地的軌跡,便像是「憑空掉下來」一樣。雖然我做田野的地方,不像傳統人類學所描繪的與母文化隔絕、交通生活極為不便,且必須完全以當地語言進行溝通,但怎麼樣都算是中國較為「邊陲」的地方,在那裡,台灣人的身分因此容易變得醒目,令人印象深刻。許多人類學家都曾有過到田野時被「圍觀」的經驗,就曾聽老師分享時說到,他初到田野地被當地村長以廣播昭告村民。當人類學者跨越陌生的距離來到此地,他/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被觀賞的風景。
這種因為相遇而感覺到的「距離」,實際上在我初至北京時就已有體會。在我們系上,我和賴小是唯二的台灣學生,也是唯二的「外國」學生。當然,這個「外國」只有我和賴小兩人私底下承認。離鄉背井的其實不僅僅我們,據本科就在北大上學的同學說,北大超過一半的學生都來自北京以外省份,偏遠農村的也不少。我來到中國的心理距離與地理距離,對那些動輒十幾二十個鐘頭才回得了家的同學似乎不值一提。
台灣對他們來說很遠,理由在於多數人因為簽證的關係都沒有去過,生活中也鮮少與台灣人相遇、產生關係。教科書、從小到大被教導「台灣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他們,卻完成沒有意識到我「回家」需要用到「護照」。不過,台灣對他們來說也很近,因為天天可以在電視新聞報導後的全國氣象預報中看見「台北」的氣象,也能在網絡媒體上看見高雄氣爆,也能在街上小吃攤吃到「台灣烤腸」,或是在「愛奇藝」、「優酷網」上收看《康熙來了》配飯——他們聽S.H.E的歌長大,和我們一樣迷過《流星花園》,在五月天去北京開演唱會時結伴參加。透過這些記憶共享,我們和他們連起了一段奇異的生命歷程。類似經驗也發生在我唸小學的時候,甚至更早之前,台灣年輕人受到美國流行文化強力輸出的影響,也和美國年輕人一樣把「新好男孩」(Backstreet boys)等流行音樂當作童年回憶。拜傳媒的全球化所賜,不同地區的人們有著差不多的記憶早就不稀奇了,也使得兩岸年輕人彼此之間有著模糊和曖昧的認識。台灣/中國之於他們是可近可遠,透過網路、電視等平台可以輕鬆獲取對方的資訊,很多時候卻也因此驚覺認識的侷限。
在現今,於兩岸之間有過頻繁旅行經驗的人已非少數,許多台灣年輕人在中國求職,不少中國學生到台灣單車環島、自助旅行,物理上的距離不再是難以克服的問題,可是感知上的距離依舊難以捉摸。



在北京的生活經驗也讓我重新思考了一個問題:「將自己的身體移動至別處,真的就能達致一場異文化的遭遇嗎?」答案顯然是不一定的。我不禁想起那群在北京人口日益增多,也逐漸握有一定影響力及曝光度的人──北京的「老外」。
以前曾有一位朋友和我說,北京的老外分做兩種,一種是住在鼓樓的,一種是住在三里屯的。這種二分法當然會招致許多在北京深耕的外國人抗議,就如同國際政治將台灣政壇草率地劃分為藍綠二者;不過,這樣的劃分引導出的一些線索,似乎也能在其他國際外來人口眾多的城市找到映照,例如台北的天母和師大周邊。
回到朋友提及的那個分類,三里屯是北京新興的商業活動集中地,更為出名的便是它的「酒吧一條街」,與酒吧一條街對望的是新潮的三里屯太古里大廈,裡頭陳設著各國精品與高端設計品牌。三里屯位於北京使館區之內,順勢於1983年成立第一家酒吧,成為老外們最為方便的休閒娛樂去處,步行在三里屯酒吧街上,時不時就能看見「使」字打頭的車牌。
鼓樓則是一個與三里屯截然不同的異域。那裡被認為是北京城最後的幾處老城區,大致範圍落在地安門東西大街、地安門外大街和鼓樓東西大街附近。那裡是現存老北京胡同最為密集的地方,比較出名的幾條包括菊兒胡同、五道營胡同和南北鑼鼓巷。有一次,朋友約我去鼓樓一位外國朋友家喝酒,「他租下了大四合院,在院兒裡自己釀啤酒呢!」這些外國人鑽進北京最狹窄古老的巷弄,學著當地人一樣在戶外公共廁所如廁,甚至在汽車也不好途經的巷口,開起了精緻的義大利餐廳。在老北京的胡同裡,坐在露天二樓的竹棚底下,面迎初夏的涼風,品著一瓶還不算便宜的紅酒,腳底下是拉著車吆喝著經過的老北京大爺,儼然成為一種頗為有格調的新北京生活方式。在胡同裡居住,已然是某一群老外眼中特別緊要的事情,他們以和老北京一同生活為樂,說起兒化音比我還正統,交往中國男/女朋友,甚至有的在短期交流或是求學結束後,便從此留下來定居。
我不得不想,移動似乎並不一定導致與異文化相遇,關鍵終究在於是否敞開胸懷、透過生活來相互理解。



離開四川白馬兩年多,我仍時常想起那位小哥倚著車窗、在黑夜中對我咧嘴而笑的畫面,還有他那句「有知識好哇,到哪裡都不害怕」。類似情境後來在新疆也發生過。
達包是我進入山上風情園做田野,除了接待的人家以外,第一位主動和我攀談的牧民。我對他向我釋出的熱情印象深刻,還有他那雙黑不見底的眼睛。有一次我們一起隨意地聊著天,他提起少年時因為一場車禍,錯過了高中入學的時間,從此就離開學校,回到山上放羊的往事。我很替他感到惋惜,達包說小學初中時他的成績都是全班前幾。話題暫歇,他突然有感而發的對著我說:「妳這個丫頭,了不起啊!」我說,有啥好了不起。他說:「從台灣跑來新疆,太能跑了。一般人不可能跑得過去的。」說著,放下啤酒罐,兩手在空中比畫著,「我跟妳講,我的手就這麼長,可能生命就這麼長,是不是?(人的壽命)我可能是在下面,或者是中間。不過,在這裡,人最好是幸福。幸福快樂就行了。」最後,他下了一個總結。「妳來我們這裡,追求的是那個方向,妳追求的方向,是在雲彩上面啊。」他靠著雜貨店薄薄的鐵皮牆,目光越過我,望向窗外遠遠的雪山。
我猜想,白馬小哥和達包對我跨越了的距離,或是即將展開的遠行,皆抱持著肯定又熱忱的態度,或許更因為他們同樣了解「知識」能夠帶人走得多遠;也可以說,你對其他社會與人群的知識,會使你願意、勇敢邁出自己腳步,而伴隨著越來越開放的視野和寬闊的胸襟,相信在面對異己越能抱持理解,越能自持謙卑、尊重以待。因此,即使跑得再遠,遠得像跨越雲彩的那一端,也不會是你恐懼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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