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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書記 |

[3111NP011]
作者:鄭振鐸
25開 264頁 平裝
ISBN:986-684-100-6
CIP:029.2
978-986-684-100-2
初版日期:2007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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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藏書家。抗戰期間,他留在上海孤島數年,為國家搶救古籍,使之不致遭受戰火或流落國外。他搶救下來的圖書中,尤其以?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最為重要。他認為這兩百餘種元明雜劇的重見天日,重要性僅次於敦煌石室與西北漢簡的出世。而對他來說,發現這些圖書簡直比攻下一個名城,取得一個國家還得意。

鄭振鐸對書的珍視甚至超過自己的性命。五○年代初,鄭振鐸擔任文化部文物局長時,有人捐贈百餘冊宋版書,鄭振鐸親往上海驗書,為了擔心萬一飛機失事,殃及珍本,他否決了將書空運的提議,而是派專車由自己親自護送。不過,如果沒有書同行,他是不怕坐飛機的,一九五八年,他奉派訪問阿富汗,不幸在蘇聯上空失事罹難。

本書《失書記》徵得鄭振鐸之子鄭爾康同意,精選鄭振鐸談搜書、買書的隨筆、日記,以及他為自己搜得的書編輯成書時所寫的序或跋,如此可讓讀者感受到一個愛書人、藏書家,為蒐集古籍所感受到的喜悅與煎熬,以及在抗戰期間,搶救圖書於戰火中的文化使命感。

鄭振鐸不僅是著名藏書家,也是著名的文學家。他的筆鋒常帶感情,在這部作品中讀他的文字經常能隨他的喜而喜,隨他的憂而憂,堪稱是近人談藏書之苦與樂,最為經典的作品之一。

鄭振鐸
(1989-1958),福建長樂人。他是五四以來文化界少數全才式的人物,既是文學家﹑評論家﹑文學史家﹑文獻學家,也是藝術史家﹑考古學家、藏書家。一生編輯與著述作品甚豐,主要著作有《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俄國文學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中國歷史參考圖譜》。

他曾任《小說月報》等刊物主編,並與耿濟之共同翻譯〈國際歌〉的歌詞,也是「漫畫」一詞的發明人。1958年,他率團訪問阿富汗時,不幸因飛機失事罹難。



                           止庵

在與鄭振鐸輩分相當地位又大致接近的那批作家中,他是仍與我們關係較多的一位。相比之下,有些當年很響亮的名字,現在只在文學史中才被提到。詩歌當行時,我們看鄭譯泰戈爾《新月集》和《飛鳥集》;圖文書時興時,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被不止一次翻印;“書話”走運時,後人所編《西諦書話》也成了範本之一。這未必是多大的緣分,卻頗為持久。現在《失書記》在臺灣出版,也是一個證明。
鄭振鐸是文化名人,有關他的生平,網上可查,無須辭費。他有多種頭銜,諸如作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藏書家、目錄學家、大學教授、雜誌主編,乃至政府官員等。假如要舉出其一生事業中最要緊者,依我之見,恐怕還是一般介紹文章雖然總要提及,卻非擁有上述各種頭銜就能做到的那一件:“抗日戰爭前夕,他留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四處奔走,為國家搶救了大批珍貴文獻。”就中即包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誠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樁壯舉,一項偉業。鄭氏他種作為,雖亦不凡,別人卻也做得;惟有此事,他若不做,就沒人能做了,或者沒機會做了。此中詳情,鄭氏自己多有記述,本書收錄不少,這裏不贅言。
鄭振鐸一生著述,我覺得也數《求書日錄》、《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等最有意思。雖然在他,此類之作僅為上面所說的餘緒而已。這路文字一般歸於“書話”。“書話”是很晚才有的名目,雖然可以上溯到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抑或更早。說來概念、範圍都有待厘清,光靠唐弢所謂“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還不足以界定。這大概可以分成兩路,其一為讀書記,其一為得書記,對照黃丕烈等所作,則前者是“變格”,後者是“本格”。以二十世紀幾位“書話”大家而論,周作人的《藥堂語錄》、《書房一角》,乃至後人編進《知堂書話》的許多文章,大多系讀書記,見識之高,同時或後來作者實難望其項背;鄭振鐸、唐弢、黃裳等,則是得書記比讀書記寫得好。唐文中和,黃文恬淡,鄭文不免稍顯激越,若作他種文章或為一病,《求書日錄》、《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等卻系以非常之筆,記非常之事,是以堪稱相得益彰。我嘗謂書話尤其是得書記一體,至鄭、唐、黃大致告一段落,因為後人不再有他們那個“得”的際遇了。我輩太平日子裏搜羅幾本書,豈能與鄭氏筆下所載相比,所以這文章是沒法寫了。
鄭振鐸搶救文獻之舉,固與其個人愛好相關,即如《劫中得書續記‧〈清代文集目錄〉跋》所說:“余素志恬淡,於人世間名利,視之蔑如。獨於書,則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數日,如大將之克名城。失之,則每形之夢寐,耿耿不忘者數月數年。”此中眼界、心胸,又非尋常愛書人所有。不過《劫中得書記‧序》說:“夫保存國家徵獻,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堅陷陣,舍生衛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求書日錄》說:“說是‘搶救’,那並不是虛假的話。如果不是為了‘搶救’,在這國家存亡危急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再向國家要求分出一部分——雖然是極小的一部分——作戰的力量來作此‘不急之務’呢?”似乎別有感慨。蓋鄭氏所為,當時並未獲得一致理解。如葉聖陶在私人通信中說:“鐸兄代購之元曲,中間有無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閒錢,亦殊可異。現在只要看到難民之流離顛沛,戰地之傷殘破壞,則那些古董實在毫無出錢保存之理由,我們即沒有一隻夏鼎商彝,沒有一本宋元精槧,只要大家爭氣,仍不失為大中華民族也。以教部而為此,亦不知大體之一徵矣。”(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致黃裳,見黃著《書之歸去來‧故人書簡——葉聖陶》)所云“代購之元曲”,即《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巴金更曾公開予以批評。——多年以後,他在《懷念振鐸》一文中說:“敵人的槍刺越來越近了,我認為不能抱著古書保護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寶,在必要的時候也不惜讓它與敵人同歸於盡。當時是我想得太簡單了,缺乏冷靜的思考。”國破家亡之際,兩位有此想法不足為奇,亦無可非議。然而時過境遷,我們終於明白:文化之劫比政治之劫、經濟之劫更難恢復;甚至要說,政治容或轉而清明,經濟可能重新振興,文化的損失則無以彌補。“夏鼎商彝”、“宋元精槧”、“稀世瑰寶”,沒有就沒有了。自秦火直至四十年前一番浩劫,概莫如此。我讀《史記》,見《儒林列傳》所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每每感動不已。今思鄭公亦差可比擬。只恨古往今來,中國文化劫難太多,而此等人物太少也。《懷念振鐸》系巴金未竟之作,其中又說:“我批評他‘搶救’古書,批評他保存國寶,我當時並不理解他,直到後來我看見他保存下來的一本本珍貴圖書,我聽見關於他過著類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艱難、最黑暗的日子裏,用種種辦法保存善本圖書的故事,我才瞭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認我不會做他那種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費苦心收集起來、翻印出來的一套一套的線裝書送給歐洲國家文化機構時,我又帶著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鐸。”這當然是後話,然而我們於此更無別的可說了。
鄭振鐸另有一文為此書所未收,不妨順便一提,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上海《週報》所載《惜周作人》。上來就說:“在抗戰的整整十四個年頭裏,中國文藝界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附逆。”歸結為:“即在今日,我們不單悼惜他,還應該愛惜他!”具體言之,則是:“我們總想能夠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後,我們幾個朋友談起,還想用一個特別的辦法,囚禁著他,但使他工作著,從事于翻譯希臘文學什麼的。”其時周氏系獄不久,此論豈止“不合時宜”,簡直“冒天下之大不韙”。我想鄭氏之用心,正與為國家搶救《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等相同。及至周作人出獄,客居上海,成《希臘女詩人薩波》一書,是為晚年眾多著譯之第一種。“書編成後將原稿託付康嗣群君,經他轉交給上海出版公司,後來鄭西諦君知道了,他竭力慫恿公司的老闆付印,並且將它收入他所主編的‘文藝復興叢書’裏邊。”(《知堂回想錄‧我的工作一》)對此周氏有言:“古來有句話,索解人難得,若是西諦可以算是一個解人,但是現在可是已經不可再得了。”我們對於鄭振鐸,也應該于“文化名人”之外,再給加個“文化解人”,——老實說,擔得起這個名號的人並不算多。

                           二??七年二月四日


隱身淪陷區八年的書癡──鄭振鐸  文-郝明義

這時候,外面的空氣越來越恐怖,越來越緊張,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沒有確定的計畫,我沒有可住的地方,我沒有敷餘的款子。……以前暫時躲避的幾個戚友處,覺得都不大妥,也不願牽連到他們,只隨身攜帶著一包換洗的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著。那時,愛多業路,福煦路以南的舊法租界,似乎還比較的安靜些,便無目的向南走去。這時候我頗有殉道者的感覺,心境慘惶,然而堅定異常。太陽很可愛的曬著,什麼都顯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禿頂的樹,雖經霜而還殘存著綠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車輛,乃至蹲在人家門口的貓和狗,都覺得可以戀戀。誰知道明天或後天,能否再見到這些人物或什麼的呢!

上面這段文字,並不是出自於什麼諜報小說的情節,也不是敵後情報人員的回憶錄。而是出自於一位在戰爭歲月裡為搜書、救書而不惜奉上八年歲月,以及身家性命的人。一如文中所言,他是以殉道者的心情在做這件事情的。
鄭振鐸。這位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旗手級的人物,同時也以愛書成癖,愛書成癡而為人傳頌。要了解他對書的感情到底熱烈到什麼程度,不能不看他怎樣為書而在抗日戰爭中獻身八年的經歷。


1937年8月,日本進犯上海,當時人稱「八.一三」事變,正式、全面揭開中日戰爭的序幕。
中國江南的藏書家,既多又有傳統,戰火一起,這些藏書家首當其衝,成了莫大的受害者。固然有些藏書家能把所藏遷移安置,不受兵火之累,但許多藏書也毀於兵火。更多的情況是,藏書家或是為了要贍救其家屬,或是為了維持生計,紛紛出售其所藏。如此散出去的古籍,都集中到上海的書市,形成「是那麼多,那麼齊整,那麼精好,而且十分的廉價」的局面。

  這樣的情勢中,上海書市固然也有些行有餘力,品味獨到的個人藏書家在精挑細買,但更多的是來自北平的書商。「幾乎每一家北平書肆都有人南下收書。在那個時候,他們有縱橫如意、壟斷南方書市之概。他們往往以中國書店為集中的地點。一包包的郵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

當時的鄭振鐸,在上海是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戰爭爆發後,能走的人都離開上海了,鄭振鐸的許多親友也勸他離開上海。但最終他卻還是決定留在上海,不但留下,還一留就是八年。

「從『八.一三』以後,足足的八年間,我為什麼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去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裡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許多朋友們都走了,許多人都勸我走,我心裡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會躲過一切災難的。」

他的責任是什麼呢?就是在這麼一個動盪的大時代裡,他要為那些顛沛流離的書籍做些事情。

鄭振鐸在上海八年為書籍所做的事情,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四年,是收書;第二個階段的四年,則是保存這些收到的書籍。
第一階段四年,又可分前面兩年與後面兩年。前面兩年,他主要只是進行個人的收藏。這是基於他對中國古文學與典籍的愛好,覺得在這樣一個動盪的年代裡,許多原來深藏不露的珍本古籍既然開始流落在外,他應該趁著這個機會搜羅到,或起碼看到久聞其名的一些書。他的想法,可以看一段深情告白:「我夢想著要讀到錢遵王也是園書目裡所載許多元明雜劇。我相信這些古劇決不會泯沒不見於人間。他們一定會傳下來,保存在某一個地方,某一藏家手裡。他們的精光,若隱若現的直衝斗牛之間。不可能為水、為火、為兵所毀滅。」

但在他個人收書的這段時間,由於眼見北平來的書商活動日益加大,「江南的圖籍,便浩浩蕩蕩的車載北去」,先是因為有好書必為其所奪去,而懊惱不已,但接著就起了一個疑問:「他們所得售之誰何人呢?」

鄭振鐸打聽的結果是:北方的收藏家雖然也收一些特殊的書,但大半是送到哈佛燕京學社和華北交通公司去。「殿板書和開化紙的書,則大抵皆送到偽『滿洲國』去。」

有了這些發現,他不由得「憂心如搗」!一來是因為覺得這些古籍全都流落到美國人和日本人手上,將來需要研究的人還得到外國去留學。二來是,華北交通公司等收購的書,主要是府縣志及有關史料文獻者,不說遠的影響,光以當時的戰爭情況而言,他就擔心為日本人用來調查物資,研究地方情形及行軍路線。

在這個每天聽到某某某某家的藏書又要散出,一個個北平書商又千方百計地想要鑽營門路,拔得先籌,而自己又沒有力挽狂瀾的力量,鄭振鐸的苦悶是可以想像的。他和當時一些關心文獻的人士(代表人士是商務印書館的張菊生先生)商談多次之後,「我們對於這個『搶救』的工作,都覺得必須立刻要做!我們乾脆地不忍見古籍為敵偽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們聯名打了幾個電報到重慶。我們要以政府的力量來阻止這個趨勢,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搶救』民族的文獻。」

重慶有了回應,同意了他們的要求。於是鄭振鐸在上海的第一個階段後兩年的生活展開了。他開始為國家而不是個人而開始收集藏書。請看他如何敘述他的生活:

「有一個時期,我家裡堆滿了書,連樓梯旁全都堆得滿滿的。我閉上了門,一個客人都不見。竟引起不少人的誤會與不滿。但我不能對他們說出理由來。我所接見的全是些書賈們。從絕早的早晨到上了燈的晚間,除了到暨大授課的時間以外,我的時間全耗於接待他們,和他們應付著,周旋著。我還不曾早餐,他們已經來了。他們帶了消息來,他們帶了『頭本』來,他們來借款,他們來算帳。我為了求書,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們。有的來自杭州,有的來自蘇州,有的來自徽州,有的來自紹興、寧波,有的來自平、津,最多的當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時簡直來不及梳洗。我從心底裡歡迎他們的幫助。就是設有舖子的掮包的書客,我也一律的招待著。」

書商帶來的,往往是一些並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支持他在失望中繼續做下去的,則是有一旦有所得時候的那種狂喜。從他如何解釋他那種狂喜的心情,我們不能不同意他被稱之為書癖也好,書癡也好的道理。他是這麼解釋的:

「但在許多壞書、許多平常書裡,往往夾雜著一二種好書、奇書。有時十天八天,沒有見到什麼,但有時,在一天裡卻見到十部八部乃至數十百部的奇書,足以償數十百日的辛勤而有餘。我不知道別的人有沒有這種經驗:摩挲著一部久佚的古書,一部欲見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裡是那麼溫熱,那麼興奮,那麼緊張,那麼喜悅。這喜悅簡直把心腔都塞滿了,再也容納不下別的東西。我覺得飽飽的,飯都吃不下去。有點陶醉之感。感到親切,感到勝利,感到成功。我是辦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並且保存一部好書了!更興奮的是,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們的民族文獻,歷千百劫而不滅失的,這一次也不會滅失。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


鄭振鐸為國家所收的書,每一種都有他的激動與血淚。他的〈跋(月永)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一文值得一讀。這一篇文章裡又有他收書過程裡,偵探小說般的緊張與懸疑,又有豐富的中國戲曲知識,又有他的獨到見解,何其難得。
1941年12 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全面為日本佔領,鄭振鐸的生活進入第二個階段。情勢險惡到他連收書的動作也停止了。此後開始的四年,他的工作主要是如何設法把已經搜羅到的書,輾轉運送出去,或是妥予保藏。

這四年裡,為了安全,他甚至不再能在自己的家裡居住。他的日子是這麼過的:

「我東躲西避著,離開了家,蟄居在友人們的家裡,慶吊不問,與人世幾乎不相往來。我絕早的起來,自己生火,自己燒水,燒飯,起初是吃著罐頭食物,後來,買不起了,只好自己買菜來燒。在這四年裡,我養成了一個人的獨立生活的能力,學會了生火,燒飯,做菜的能力。」

這篇文章一開始所引的段落,也是鄭振鐸在這四年生活裡的記錄。而這段生活,終於以抗戰勝利為結束。鄭振鐸的人生,又是另一番局面。

回顧鄭振鐸在這八年所做的事情,就一個後來的人而言,最大的感佩有幾點:

首先,是一個書生的志氣與力量到底可以發揮到多大。他為了保存古籍而奮戰的那四年,「其初,僅阻擋住平賈們不將江南藏書北運,但後來,北方的古書也倒流到南方來了。我們在敵偽和他國人的手裡奪下了不少異書古本。」

第二,他雖然愛書如命,一旦開始為國家收書之後,「幾乎把別的什麼全都放下了,忘記了。我甚至忘記了為自己收書。我的不收書,恐怕是二十年來所未有的事。但因為有大的目標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乾乾淨淨。我覺得國家在購求搜羅著,和我們自己在購求搜羅沒有什麼不同。藏之於公和藏之於己,其結果也沒有什麼不同。我自己終究可以見到,讀到的。」

第三,就算生活固然過得這麼艱苦(第二個階段東躲西藏,實在拮据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再把自己舊藏的一些書賣掉),一個愛書如命的人,則是絕不會讓生活過得無趣的。後來他回顧,竟然還編印了許多書,整理了不少古書,寫了好些跋尾。「我並沒有十分浪費這四年的蟄居的時間」,他說。

1949年後,鄭振鐸擔任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裡的職務,最高做到文化部副部長。1958年他奉派到阿富汗等地訪問時,不幸在蘇聯上空飛機失事罹難。

他如此愛書,因此也是個幸運的人。他不必趕上文革的場面,不必為書心碎。

(本文引用資料來自《西諦書話》中的〈求書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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