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內有一扇窗，計程車在窗外轟然停下，桌上有葡萄，烏黑、甘美的葡萄。計程車也是黑的，車裡坐著一個女人，是位慈善團體志工，在你拘留期間與你交上朋友，她傾身付錢給司機。隔著灰塵斑斑的玻璃，我看到計程車敞開的門旁，你站在人行道上，背對著我，所以我只看見穿藍色牛仔外套的你聳著肩膀。肩膀拱出的線條透露關心，但不是擔心自己，而是掛念替你付車資的女人。我隔著窗戶揮手，你轉過身看見我，微笑打了招呼。
我們談話的地方不是我家，是借來的屋子。
我們圍坐在桌旁，我不知要從何開口。
問問題很難。
你希望我問問題，你說回答問題比講你的故事容易。想到接下來的問題你一定都被問過，我就不大想問。但你堅持要我問你，我只好開口：你什麼時候來的？你用波斯數字仔細寫下：二○一六，十二。2016年，12月。我又問了更多問題，你一一回答，有時記不起英語單字，就拿出手機翻譯，而翻譯需要時間。太陽將它豐沃的金黃光芒拋向桌上，照亮葡萄、茶壺和所有室內的靜物，我耐心等著聽你想傳達的意思。我們談話之間，你查了這些詞：叛教、盲信、敗壞、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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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流行病學的學生。流行病學研究疾病的傳播模式，亦即疾病如何從一個人感染另一個人，直到傳遍整個群體。你說以前在你的國家，你和朋友晚上會在餐館碰面，閱讀聖經並討論基督教義。你們聚會的餐館有基督教的符號。你知道你們很有可能因此被逮捕。保密至為重要，但信仰也是信心。
你們一旦被告發為叛教者，很難不遇上這樣的事。權力當局提到你們的語氣，彷彿你們是你研究的病毒媒介。某個星期五的主麻日禮拜，他們在五個省、兩座城市、三個村莊點名告發你。他們說你就讀的大學裡有一個女人敗壞你，意思是她鼓勵你改信基督教。他們說你信仰變節。現在，你必會把這個新的信仰傳播給別人。
他們把你的信仰視為傳染病，想要隔離它、控制它，而且就像所有將道德等同於健康的有害隱喻一般，治療手段永遠只有消滅。你很清楚在你的國家，那些改換宗教信仰的叛教者有何下場。就連我也知道。我光是去想就忍不住屏氣。
那一天，情報單位到你的祖母家打聽你的行蹤，祖母事後打電話給你，說這些人是你的朋友。雖然他們根本沒講當地的方言，身上的服裝也明明白白展示他們的身分和來意。但祖母畢竟老了，你不忍心責怪她期待與人為善，即使對方送上你們眼前的，分明是友誼焦黑的反面。你叔叔比較通曉事理。他要你趕緊出逃。你有生命危險，他說。這是實話。所以你逃了，拋下了一切。
你驅車奔逃，來到較偏遠的一座城市，與你叔叔的兩個朋友碰面。他們表示有辦法用汽車將你和其他人載往歐洲。你不確定到了歐洲之後該去哪裡。叔叔說去英國吧，英國很好，他願意付錢給人蛇集團，幫助你入境英國。汽車在一處荒草叢生的花園放下所有人，你們必須在這裡躲藏到半夜，卡車來了就上車。
卡車北上一連幾天，你都坐在黑暗裡。那是一輛冷藏貨車。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在車上？聽到我這樣問，你笑了。你說：十個嗎？我不知道。車裡很暗！我也笑了，笑得有點慚愧，不懂自己何必追問你這些細節。其實我們誰也不想知道那是什麼情況。我們不想知道連續五天五夜不吃不喝不睡是什麼感覺；也不想知道忍受恐懼及黑暗，僅憑希望到了彼岸會有光明，又是什麼感覺。我們誰也不想體會被刀抵著的心情，但那就是你們受到的威脅。拿槍指著你們的人，也是收了錢答應會保障你們安全的人。
你說：那是最教人難過的事。然後你又說了一遍。那是最教人難過的事。
路上有好幾次，你告訴我，我預見我的死狀。
然後你又說了一遍。我預見我的死狀。
我發現，最難過的那些事，你都會說上兩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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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等待再度開口說話的空檔，對著沉默說了聲抱歉。聽到這個，我想到的其實是，科學家前不久才剛釐清人的大腦是如何儲存記憶。學界從前認為，我們是先錄下短期記憶，之後再分類歸檔，將記憶搬運到不同的腦區，儲存為長期記憶。但學者現在發現，大腦一直在同時進行雙軌記錄，隨時都在同步錄製兩個故事。短期記憶、長期記憶，雙軌運轉的回憶，雙倍的記憶。永遠是雙倍。
所以，曾發生於我們的一切都發生了兩次。
所以我們永遠是一分為二的生命。
你是個流行病學者。你是個難民。
你是全國頂尖的流行病學生。
你也是申請庇護的難民，在移民拘留所見過收容人拿刮鬍刀片自殘、動輒暴力相向，或用合成大麻麻痺自己。
政府有意將你遣返回你最初入境的歐陸國家，但回去很危險，因為那裡有認識你原本身分的人，有曾經威脅你的人，有與你家鄉政府當局勾結的人。所以你現在住在一間收容所，同樣處境的還有另外四十人。你每天早上都得簽到，晚上也得再簽一次。你是學生，也是人家的兄弟、兒子。你偶爾能用Telegram或WhatsApp與故鄉的家人講上幾句話。看到收容所內發生暴力衝突或疾病傳播，你也是那個主動向櫃台請求協助的人，但每次只見到櫃台人員聳聳肩，不當一回事，從來沒人上前協助。你告訴我，所有你見到發生在難民之間的事，全都戕害大腦、戕害智力，也戕害心靈。你用最安靜、最溫柔的嗓音談到你待的旅館，你說在那裡沒有半點好事。真的，沒有半點好事。那是很差勁的地方。你對我說了兩遍，有的人甚至連衣服也沒得穿。
12月那一天，你從冰冷黑暗的貨車裡打電話報警。警察打開車門，將你帶進囚室訊問，拘留了七十二小時。聽到你表示要尋求庇護，警方將你移送到移民拘留中心，你在那裡又待了八十天。我聽過很多拘留中心的傳聞，人們都說那裡形同地獄。所以你的節制寡言格外突顯你的善意，對於那幾天，你只說：拘留中心環境很惡劣。
你是在拘留中心的才藝比賽上唱歌的難民，那裡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會待上多久，你也是在陽光普照的餐桌邊哈哈大笑的普通人，你笑自己口誤說父親不吃字，其實你要說的是他不識字。你是一個能笑看語言隔閡鬧笑話的人，你也是捨下前一段人生的人，你捨下你的父親、弟弟和其他體衰病弱的家人，捨下家的每個角落，那份失落自你身上流洩，透過笑聲，像一股冷氣流默默沉入地板、充滿房間，蟄伏於這裡所有明亮歡快的笑語之下。
你樂意說明事實，除此之外，你不想多談自己。你想談的是周圍的人遭遇的問題。你的那位志工朋友告訴我，你看到水救援基金會(Water Aid)的廣告以後，請她幫忙把你僅有的一些存款捐給正在受苦的孩童，因為制度的規定，你沒辦法自己捐。她還告訴我，你一直默默為收容所的孩童買水果和豆子，因為那裡的食物太不營養，害人生病，你看得出孩子們個個營養不良。她說完後馬上道歉，因為這不是她自己的故事。
你向我述說這一路走來的駭人歷程，說到淚水泫然，眼泛淚光。但最後讓你按捺不住哭出來的，是因為想到那些善待你的人。對於與我們同座的這位女性志工，你說要是沒有她，我可能早就自殺了。我問你現在居住的城市，居民對你好不好。你說很好，因為你向他們問路，他們會搭理你，也願意告訴你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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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我們講述的所有難民故事，不是某一種，就是另一種，從來不會同時是兩種。不是悲哀的故事，就是驚悚的故事。難民不是受害者，就是入侵者。從來都不複雜，總是那麼單純，永遠涇渭分明。用簡陋的鴿子籠，就想替所有被迫飛離地面的生命歸類。
但一個洞不只是鴿籠的一格。洞是兩物之間的空隙。烏拉米語（譯註1）的一個詞與波斯語或英語的一個詞之間的落差，是一個洞。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縫隙、舊人生與新人生之間的接縫，也是一個洞。年與年之間的空白也是。三月新年到來，你來到收容所所在的城市公園，在湖邊哼唱歌曲迎接新年。你還這麼年輕，做的事卻只有等待，新年能有什麼意義？譯註1：烏拉米語(Urami)是伊朗庫德斯坦省村莊使用的方言。下文提到的新年，則是指伊朗的傳統新年，西曆三月二十一日。
我想當個有用的人。你說。我不想把時間都耗在收容所裡乾等。你伸手揩了揩眼睛，然後又說：拜託請為我祈求好運。你說：這件事讓我的頭腦、我的心思難以集中。我很想快點融入這個社會，融入這裡的文化。我現在連一張證件或執照都沒有，因為我是尋求庇護的難民。就算我想也無法幫助別人，因為我沒有錢，也沒有任何管道能幫助別人，我覺得活著是很寶貴的一件事。是寶貴嗎？你用問句確認這個用詞對不對，彷彿這個詞本身就是個錯誤。
我不喜歡時間都耗在等待。你說，因為我還年輕。
你還年輕。你是學生，是流行病學者，是基督徒，也是難民。你滿心希望能幫助別人，我聽了更覺得傷心。你是我開車載過的人，我們聊過之後的那個下午，我載你到醫院，打算讓你站在臨床醫學院外拍一張照片，因為這股光明的希望理應與你的未來密切相關，說不定你有一天能夠助人，在這裡從事醫學工作。但我們抵達後才發現學院為了重建暫時封閉，窗戶全都封上木板，四周圍起了柵欄，我們連建築物都看不見。你也是那個仰頭一笑置之的人。我們還是拍了照，一起站在圍欄前方。先是你一個人，然後是你和志工夥伴，再來是你跟我。我們都在等待世界重建，我們每個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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